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吴敬琏就开始引入“寻租理论”分析中国转轨期的腐败现象。

　　吴敬琏委员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即寻租环境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重要根源。“为了从根本上治理腐败，要在消除寻租活动赖以存在的环境，即减少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上下工夫”。

　　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加强审批是抑制腐败的有力手段。事情恰恰相反，增加一道审批就增加了一项新的寻租可能性。以股市的情况为例，过去一个公司要上市，要经过管理机关的多道审批。由此申请上市的过程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多环节的寻租过程，所需付出的寻租成本也规模巨大。“中国的证券市场曾经有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就是一个已经资不抵债的空壳上市公司的名号(所谓“壳资源”)要卖几千万元。原因很简单，按当时法定的审批程序所需付出的机会成本，即打点各方的费用，高达几千万元。”

　　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公报提出了从源头上反腐败要尽量减少行政审批，在此影响下，减少行政审批成为2001年两会的一项中心议题，各级党政领导纷纷提出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

　　“然而，目前的情况来看，行政审批项目多了还是少了呢？”吴敬琏说，这次两会上也有许多委员发表意见，据企业家反映，现在的审批以及不叫审批的审批，比以前还多了。

　　他认为，目前的问题是“一方面政府管了许多不应该管也管不好的事，另一方面政府应该管的事没有管或没管好”。

　　“关键是尽快完成体制转轨，政府做好自己的事”，经济学家陈清泰委员说。

　　陈清泰委员认为，“在体制转轨期间，腐败现象难以避免”，因为公共权力不只用在公共事业上，而且用在了一些微观经济领域之中，由此带来很多问题。要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加快改革。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宏观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但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政府越位，一方面政府又缺位。政府越位的结果是，企业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市场作用不能正常发挥。“政府、市场、企业三者的关系如果不理顺，目前的状况难以根本改变。”